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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芳》与《玲姐，你真棒！》（以下简称<玲姐>）是艺术家胡尹萍的两个关于“劳动”的作品。《小芳》是胡尹萍发现妈妈在四川老家县城给人制作一种劣质、廉价的毛线帽子，于是她隐瞒着妈妈，让朋友假扮代理商以更高的价格聘请妈妈做毛线制品手工，妈妈在代工劳动中获得满足感与存在感，并且带动了一群闲散在家的同乡姐妹加入生产，她们最后甚至成为设计者，这也改变了阿姨们的生活，产品也弄假成真，销售到各地，并且与各大品牌有了合作。“胡小芳”已经成为在中法注册的独立原创品牌，而妈妈和阿姨们至今一直不知情。

《玲姐》中的玲姐是胡尹萍认识的一位不施农药进行传统种植的广州农妇，胡尹萍认为玲姐很棒，她以传统作物的单位最高产值的价格租赁了玲姐家的一块田，条件是玲姐只能在地里种植非粮食与非绿植的作物，收成也不能销售。玲姐在没有收成压力的情况下，种了玫瑰、菊花等，并采摘下来送人。

“小芳”中的阿姨们在劳动中充实了生活，重新寻回自我价值。“玲姐”则通过摆脱单调重复的劳动来获得精神的愉悦与解放。“劳动”在两件作品中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作品也提示着我们在后资本主义时期过度消费与自我压榨中，在996社畜的刷屏与人工智能取代劳动力的焦虑中，重新思考“劳动”对于不同的群体的意义，不同的“劳动”如何塑造时代，“劳动”的定义又是如何反映出社会的博弈。

 

劳动意义的变迁

 

“劳动”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意义一再发生变迁。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劳动低下而无内在价值。诸神因为不喜欢人而将他贬为苦役。古希腊的“劳动”一词有可恶的意思。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让奴隶去劳动，
为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和物质财富，而“公民”则有时间来从事艺术、科学和政治。中国文人士大夫统治阶层同样认为劳动是底层人民的苦役，而文化与政治则是精英的事务。

早期基督教认为劳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会带来一些问题——人们会因为勤于劳动而耽误了侍奉上帝。而劳动获得的过多财富会带来忧患，成为信徒去往天国之路的障碍。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义认为工作是对罪人的惩罚，工作的意义远比不上伺奉上帝。

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瘟疫过后出现了劳动力缺乏，为了确保与促进劳动力的责任，欧洲开始抛弃了基督教早期的鄙视劳动、清贫光荣的信念，一种新的劳动伦理被建立，鼓励劳动成为重要的社会价值。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认为人应该通过工作养活自己，也必须在工作中寻找生活的意义，无所事事是反自然的罪孽。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工作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劳役，工作也能让人性充满光辉，工作能够让人的精神更加完满，技术本身给劳动者带来了无可取代的满足感，他们认为资本创造的利润是无耻的，只有实实在在的手工劳作才是人间正道。
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主义认为劳动的成就与价值是上帝的恩赐。新教理论把辛勤劳动与虔诚信仰完美结合，成为后来的资本主义伦理的底色。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能够解放生产力，也能够解放人的思想。通过劳动效率的提升，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少，用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越来越多，于是人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工业革命之后，劳动的概念面临着分化，一方面逐渐被赋予正面价值，甚至人的价值也通过劳动才能实现，给予劳动者精神满足的同时，才能发掘劳动者的动力。另一方面，机器大生产也让劳动者机器化。工业革命之后的美国人也迫切地感觉到工作热情与工匠精神的衰败。工业革命之前的美国人把工作当作一种荣耀与本能，而机器大时代的来临，让传统的进取心和热情不断消退。工业革命之后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不再是以往那种让人感到充实与满足的手工艺。

在“后资本主义”的今天，物资前所未有地丰富，劳动者不再被被暴力和饥饿所驱使而不得不去劳动，但是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因此下降。劳动者被资本所构建的消费文化所诱惑，从而陷入了“劳动—消费—劳动—消费”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商品短缺”，而是“商品过剩”。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巨大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当消费能力不能满足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的时候，经济就会崩溃。

要解决生产力过大、商品过剩的终极问题，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是：重新创造一个商业时代的文化与价值，在资本创造的现代文化中，生活的意义必须在消费中被发现，活着的价值就在于买买买。人们在温饱之后，继续被引导着用劳动换取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譬如一代代不断更新的手机和电子产品。只有让劳动者有一个虚幻的生活目标，不断地消费，才能解决后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过剩的核心问题。

资本成功地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资本打造出一个消费至上的商业世界，让劳动者更勤奋地工作，以出卖更多的劳动力换取更多的物资消费。刺激消费、引导消费成为资本对劳动者的新奴役。“奴役的艺术”包装得越来越精致，引导着我们把消费等同于幸福，奢侈品、新手机、时尚衣饰，现代文化成功地把不同的消费等同于阶层的身份象征。

人们陷入劳动与消费的不断循环中，除了消费文化的影响，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不断的劳动是人类在进化史中形成的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本能与习惯。今天的社畜们一边抗拒抵触996的过劳，一边陷入“自我增值”的焦虑当中，如果不进行过度的“自我剥削”，就会陷入被时代淘汰的不安当中。我们理想的乌托邦中构思出来的那种物质无限满足之后，空闲时间都用来创作艺术与文化，其实很难实现。虽然现代的社畜常常抱怨“上班如上坟”，但是以工作劳动来实现自身价值，确立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人类在进化史中形成的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本能与习惯。凯恩斯说：“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价值观中浸淫太久，以至于我们既苦于坚持奋斗，也不可能放开享受。”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劳动问题，既有对流水生产线的重复劳动给人造成伤害的反思，也有对工匠精神的向往，既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力解放与性别平等，也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担忧。

 

工具理性之外的劳动

 

对于“小芳”的阿姨们来说，劳动意味着自我意识的确立，重新寻找自身价值的过程。对于“玲姐”来说，意味着可以在不用承担收成压力的劳作中重新体验劳动的乐趣。阿姨们是重新投入劳动，萍姐是摆脱了繁重的劳动，但是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挣脱了工具理性的束缚。

小芳的阿姨们与玲姐，在回乡务农、闲散在家或者开小卖部之前曾经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里从事机器化的大生产。她们在流水生产线上的劳动自然谈不上满足感与成就感，也不是什么工匠精神，更像是在工具理性安排下的一颗螺丝钉。

18、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实用类的传统手工艺产品比不上机器生产更廉价、更高效。传统工匠的很多工作被机器所取代，工匠也被流水线上的工人所替代。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之下，一切都以利益最大化、效率最高化为原则，大多数劳动者只是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或者办公室里的一颗螺丝钉。由于没掌控一件产品的全部权力，他只是机器大生产其中的一个环节，被管理与被操纵的工人与白领很容易对工作感到厌倦，他们谈不上在工作中完成自我，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降低成本与提高效率，因此很容易感到厌倦、无聊，并且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这甚至不是敬业精神的问题，而是生产方式的不同，让当代的劳动者很难获得传统工匠那种满足感与成就感。

工具理性曾经创造出巨大的效率与价值，但是也让人成为计划中的原材料或工具，更令人不安的是，工具理性用利益与效率来作为原则，一切都为满足效率而存在。

在胡尹萍项目的安排下，阿姨们与玲姐从事的都不再是工具理性主导的以获取利益最大化的重复劳动，胡尹萍有意设置为不是简单的计件工作，充分发挥阿姨们的创造性，让她们参与设计手工的样式。这种劳动更具自主性，避免了让阿姨们重新成为流水生产线的工人。因此她们能够从中获得价值感，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工匠而不是工人。当一件件实实在在的手工毛线在手中诞生，她们会感觉到工匠那种创造者的满足感与乐趣。玲姐则在胡尹萍“买断”了土地使用权之后，掌握了自主栽种作物的自由（作物不能出售获取经济利益）。当玲姐不再受困于作物的产值之后，由此认为田间劳作不再是体力的负担与乏味的精神透支。玲姐从心理和技术上完全掌握她的作物，她以造物主的身份创造与拥有它的时候，汗水与辛劳慢慢凝结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那些玫瑰、菊花就是她的意志、毅力与智慧的结果，这让她充满金钱难以换取的成就感。

从《小芳》到《玲姐》，胡尹萍在普遍存在的工具理性与过劳焦虑之下，重新讨论了人与劳动的关系、人在劳动中的的价值。

 

身份的脱嵌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商业化与工业化带来了大量人口的空间迁移与社会层级的流动，《小芳》的阿姨们与玲姐曾经进入城市成为工业生产线上的劳动力，她们不仅离开了家乡，也在农村的秩序中脱离出来，被重新置于另外一个环境中。虽然是人群聚集，但是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都要重新面对新的陌生关系。劳动者从熟悉的社会环境中脱离出来，不再从属于稳定的共同体。投入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当中，她们在原有的乡村的社群认同与集体秩序中脱离出来，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与政治身份的“脱嵌”。

小芳》阿姨们在参与到手工劳作的时候，已经是身处乡村的传统的稳定共同体中，但是整个劳动的环境发生了不同意义的变化，虽然是熟悉的生活秩序，但是给“小芳”做设计与手工的行为本身，就脱离了小镇的生活秩序，她们不再是闲散人员，也不再是麻将馆里消磨时间的退休人员，当她们在街边编织内衣引来议论的时候，当她们不再去麻将馆打牌让麻将馆老板恼怒的时候（最终老板也加入了手工生产者的队伍中并成为熟练工），她们甚至局部改变了小镇的生态，这是她们在离乡进城打工的“脱嵌”之后，返回家乡后的另一种“脱嵌”。

对于玲姐来说，她同样经历了进城务工的身份脱嵌，当她参与了胡尹萍的项目之后，也进入了另一种脱嵌。虽然身在乡村田间种地，但是所种的已经不再是经济作物，而是随心所欲的非经济植栽。玲姐所种的花卉甚至引来了村民的“嫉妒”，这种嫉妒一方面是对其脱离了艰苦的田间劳作的羡慕，另一方面也是对于个人脱离了当地文化的一种警惕，某种意义上玲姐毫无压力的随心所欲的种植，也“破坏”了乡村的既定的文化秩序与经济秩序，这是另一种脱嵌。

 

结语

 

王尔德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其中讨论了未来乌托邦中的劳动与艺术创作，他认为“体力劳动没有什么尊严···当机器能够替代劳动之后，人就能自由地创造艺术···”
从某种意义上，胡尹萍两个项目中的阿姨们与玲姐都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艺术的创作——以劳动者的身份。如果如王尔德所说“艺术的美意味着它的作者实现了自我。艺术也是世人知道的唯一的个人主义的方式。”那么通过劳动来参与艺术创作的人也不应该停留在以往的劳动者的刻板印象当中。

胡尹萍的项目不仅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普遍的工具理性与过劳焦虑下的劳动的意义，也让我们在这个后期资本主义时期与人工智能时代，在占据头条的焦虑社畜的自我剥削、消费主义对劳动者的异化、人工智能之后“失业弃民”等等时髦话题之外，重新关注人与劳动的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劳动对于人的意义的多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