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刘野夫: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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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立

 

陈旧的事物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1871年

 

 

在讨论刘野夫的艺术创作之前,我想先列举他这次作品里所涉及的几个关于语言的现象:2022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William Burns)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演讲中表示,美国中情局计划在未来数年增加一倍讲中文普通话的雇员;2006年以来,美国以超过40亿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购买了72个“联盟号飞船”的宇航员座位。自美国、前苏联太空竞赛后,美国的太空计划长期受制于财政预算限制。因此,学习俄语将有助于美国宇航员的职业发展;2002年,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创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其目标是降低太空运输成本,并进行火星殖民。可以预见的是,对于美国宇航员而言,学习俄语似乎不再成为必要;1977年,管平湖版本的古琴曲《流水》作为中国音乐代表被NASA选入《旅行者金唱片(Voyager Golden Records)》,随探测器被发送进入太空。它代表了地球上文化和生命的声音与图像,象征着人类与宇宙沟通的渴望。

这类信息总是令人惊叹,但并不鲜见。它们是新一轮冷战思维和大国竞争所衍生而来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和区域文化在这里充当着政治的工具和文化殖民的表征。它们不断地在形式中摇摆、更迭,看似诉诸于对新事物的探索,实则包裹着迂腐贪婪的陈旧思维。这些新举措与信号被刘野夫编织在其最新录像作品《老刘一枕梦黄粱》中,以“新”喻“旧”;与其相并置,那些被毅然摒弃的“陈旧”则被贯穿于全片的另一条线索中:刘野夫数次拜访陕晋蒙交界,拍摄了主人公刘会卿的生活。老人刘会卿境遇窘迫,依然坚持传统书画创作,书写地方乡土文化。他所代表的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乡贤文化的坚守,在当下新益求新的潮流中显得尤为矛盾。刘会卿一边指着古文意会字说到“父母为亲,先生为师”,一边用毛笔画出了“特斯拉”的徽标。它暗指了我们正在承担着追求发展速度的代价,那些基于良知和理性的文明价值正在逐渐丧失。在作品画面中,火箭发射和太空探索的壮美之下是荒废颓败的古长城遗址,新能源的探索以永续的名义遮掩争夺。一日三餐满足的是人类作为生命体的基本食物需求,却并不能符合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维。刘野夫将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和朴素的日常生活相互穿插,以碎片化的视听语言将进步与落后的悖论压缩于内爆式的感官情绪中。其核心所传递的是人对于已知事物的自负与保守,对未知事物的贪婪与偏见。

在刘野夫的近期创作里,他始终围绕着被想象的内部与外部这一命题展开,并对其发问:无论是全球的、科学的、进化的、激进的,还是地方的、世俗的、古老的、保守的,何谓“新”?刘野夫选择了坚持以来自于中国这片土地的世俗生活经验去回应当下世界的分裂。这也显现出了他创作上的阶段性转变。

在刘野夫的早期作品中,美国的求学和生活的经历让他选择了以身处西方社会的外来者和少数群体作为主体对象:《3013:太空情人》(2013)设定了一个在未来世界里过着双重生活的女性形象。她白天在画廊上班,夜晚则放荡不羁。虚假矛盾的平行生活背后是对于西方世界与身份的困惑;这一主体性矛盾在《约克新闻》(2014)更为凸显,刘野夫本人以异装者的形象蜷缩于纽约中央公园的长凳上,冷漠或戏虐地观望着正在慢跑的精英人士。美国社会新闻以碎片化的方式贯穿着画面,呈现出扭曲、暴力与等级秩序并存的资本主义景观。这一阶段的创作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了刘野夫的代表性作品。它们容易被进入,具备相对明确的对象,或者说是二元化的刻板形象;它们处理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症结;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满足了西方中心的自我批评诉求。它们也代表了刘野夫在这一阶段,身处西方内部但实质是外来者所做出的一种试探与批评。

随着刘野夫回到北京,从2016年开始他的创作开始更多地出现关于中国本土的经验:《琳达》(2016)以中文历史和美术教科书中的图像与修辞来回应西方美术馆的官方语音导览,模糊了地理和信息的边界和权威;《广告,提案1,2,3,4,5》(2017)以五个虚构的广告,将国际政治议题和种族主义渗透进娱乐消费模式中,以假定再次凸显其固有的荒诞与对立;在2021年的《和核美美》里,从中国内部出发的视角得到了最大程度地确立。刘野夫基于北京市井生活的场景和历史引溯,虚构了一个关于全球化、地缘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观。画面的取材大多来自于中国西北以及北京,水墨的中文书写和绘画被穿插于影片中,本土化的视觉风格和世俗生活的语境揭示了“全球-地方”这一概念是如何被想象。其目的是抨击当下世界保守派和自由派、精英与草根之间固有冲突的普遍性和解决方案的无效。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野夫的创作更加明确地通过中国本土经验去引发超越地理、区域限制的思考。此次展览《老刘一枕梦黄粱》亦是如此。这些作品里依然具有他创作中代表性的戏虐、幽默、碎片化和表演性,或者说一种玩世现实主义特质。但他并没有将这一主体抽象化为既定的形象,更没有去迎合西方,或既有知识结构中的中国本土形象。除了形式语言,我想强调的是刘野夫是以一种对世俗生活和本土经验的亲近来去如实地描摹现实世界的纷争。它直指的是西方中心化,以及全球保守主义的再次崛起。

诚然,我们可以说本来就没有东方与西方之分,以这种二元视角无疑会将自身陷入对立。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我们不以该视角切入,世界的隔阂依然无处不再。最近几年,我与刘野夫一直保持着紧密地合作,也不断分享着在当代艺术行业工作中的困惑,以及我们应该做出何种选择与方向。在这个愈加分裂的时代和地缘政治环境,我们如何理解所处的土地和文化?我们如何面对并不单一的社会现实?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身份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一直欣赏刘野夫所做出的选择。显然,他舍弃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艺术家和中国议题既有印象的期待,这是一种对于全球化景观和区域化采样的拒绝。他甚至是通过作品无所畏惧地抨击、反问西方中心的保守与自负。也正因如此,刘野夫选择工作的对象使他的创作具备了一种自反性,甚至会有被民族主义裹挟的风险。但是,他坚定地基于他的生命经验进行艺术创作。这种诚实而朴素的表达,挑战的是观者感知和认识上的障碍。当我们观看刘野夫的创作,它更像是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在这里了,而且也不仅仅在这里。它就在你的身边,无论你身在何地。我们无法全知全能,但我们都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这也许才是所以改变发生的前提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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