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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铁工作室的一次谈话
时间：2008年3月29日
对话人：刘卓泉、练东亚（以下简称老刘、小练）

老刘：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小练：2006年来的。
老刘：在来之前你做什么工作。
小练：在老家的一家影楼打工。
老刘：呵，那个时候做了些什么东西。
小练：做了一组有关“阳台”的摄影作品。
老刘：是什么意思？
小练：那会儿在影楼打工，是我最无聊的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觉。好在我比较喜欢种种花什么的。于是，我就以阳台上的盆景作为前景，然后又捏了一些自杀的小面人搁在里面。我喜欢盆景与阳台后面景色的那种不确定的关系。
老刘：你的“阳台”让我想起希区克科的电影《后窗》，那部片子里面也有关于凶杀的东西，你是否受他的影响。
小练：我没有看过他的电影。我只是觉得我那个时候非常郁闷，我每天的重复生活就象是一种自杀的状态。不满你说，有一段时间，我还认真的研究过自杀问题和死的方式。
老刘：有那么严重吗？
小练：你知道我是个很自闭的人，平时也很少和人打交道，对社会我一直有恐惧感。
老刘：为什么？
小练：不知道，反正我和社会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老刘：每个人都必须活在社会人群中，你这样的感觉是否有你自身的原因，有逃避现实的嫌疑。
小练：不清楚，我实际上就想一个人呆着。也许是我没法从社会里看到什么好的东西或者希望什么的。
老刘：在北京你靠什么生活
小练：一开始帮朋友做做事情，现在能卖点作品勉强养活自己了。
老刘：你在北京呆着是否比以前接触社会的机会多了。
小练：有些小的改变，但是性格上还是喜欢一个人呆着。
老刘：来北京后你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有没有变化。
小练：有，看待事情的方式有变化，以前做东西比较个人，小情趣多一点，现在我开始尝试表现一些社会性的东西。比如，城市的无节制的拆建和膨胀。还有就是看见那么多外地民工，每天象蚂蚁一样在为这个城市劳作，而他们的生活又跟这个城市毫无关联。
老刘：对，在北京其实我们也和他们的境遇一样。
小练：你和社会接触的多一些，你的作品好象始终有社会问题在里头。
老刘：是，这可能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大学毕业后，我就去了西藏工作，1986年又回到武汉，之后又去了广州，2001年来的北京。你知道，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相对你来说，我对中国社会体制的东西感触深一些。
小练：2005年你还在电视台工作，后来为什么不干了。
老刘：在体制里做事挺累的，最重要的是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因为，一个片子里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早就被制度化了。个人的观念和情感总是被奴役的。
小练：这就是你开始做艺术的原因吧。
老刘：对，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一定要做艺术，我只是太厌恶体制和权利的东西。当然，艺术是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当代艺术里面有某种破坏性的力量，它能使我获得作为人“存在”的快感和表达的自由。
小练：你说的体制在艺术界也存在，比如：画廊体制。
老刘：是的。不管什么制度，最终还是个人如何选择的问题。无论做艺术还是生活，我的底线是不接受任何权利对生命的奴役。
小练：挺好。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这样活着。可是现实的残酷总是很压人，有时不得不作出让步。
老刘：对于我来说，现实从来就没有真正好过，就象政治从来就是尔虞我诈，历史永远是一堆废话一样。但是，我还是相信人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小练：最近你的作品好象在表现一些城市的问题，并且用煤做了北京几个有名的建筑。你是怎么想的？
老刘：我一直对中国的建筑很感兴趣，因为，建筑有很强时代性，尤其是国家极的建筑物，都具有意识形态和某种权利的象征。我小时侯就深受这种影响，比如；雄伟的天安门，伟大的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等等。
小练：对，现在看来是有些被愚弄的感觉。
老刘：你知道，在北京新近落成的国家剧院、鸟巢、水立方、央视新楼，都是令人无法回避的大型建筑物。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和中国集权政治的产品。这两种势力的相遇能量太大，一时还无法判断。我用煤做这几个建筑物，主要想确定这种现实的 状态。
小练：什么状态？
老刘：这种状态还不好说，有点象热锅上的蚂蚁，有一种强烈的躁动感，就象人身体里在发生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却隐藏着你不知道的东西。
小练：是不是有点象癌症潜伏期时的感觉。
老刘：对，就是那种感觉。
小练：通常情况下，你如何看待社会与艺术之间的问题。
老刘：在我的生命中，我无法摆脱生活的飘渺感和各种体制的压迫。我对文字所描述的“充满”意义的世界“保持怀疑”。在我看来，人类文明所展现的大多都是权利化的东西。因此，我不相信这个社会。
小练：对。这种感受我也很强烈。
老刘：我所理解的艺术，从本质上都与个人的想象力有关。无论是过去的艺术还是当代艺术，能够被人们记忆的艺术家或作品，都具有僭越社会秩序的力量。我觉得现实世界是不可靠的。事实上，我们只存在对世界不同的观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