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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杨北辰

大约一个世纪前，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大声疾呼：“抹除痕迹！” 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式的应急政治，希冀将时间在某一节点中断、推翻，在历史退潮后袒露出的贫乏之地重新开始对“新”的生产。然而在王兵的录像作品《遗址》（2014）（英文名为Traces，即痕迹）中，痕迹开始被一点一点寻回，被镜头采集，被纪录在粗粝的胶片颗粒与摄影机机械的走带声之间。艺术家如同再次进入已被遗忘的现场的侦探，在“案发地”荒凉、复杂的地貌中搜寻，突然俯身给予一个酒瓶、一块石头或骨头以特写，进而历史不得不从这些物件中复现出曾经的轮廓与线索，不得不开始以反-贫乏的姿态，成为一则具体的幽灵。

王兵总是选择在贫乏中工作，总是将镜头对准无名之地或无名之人，然而却可以使它们再次获得被命名与显影的可能——仅仅是一种可能，他更愿意令“无名”持留为一种特殊的经验状态。王兵也许具备着最为独特的艺术家感知模式：敏锐，强韧，专注，甚至冷酷，这使得他即便一直在处理他者的经验问题，却不会被为其赋形的焦虑所困扰。在《15小时》（2017）中，我们体验到了艺术家的极端在场：超长的时长令王兵/摄影机几乎与画面中工作的工人身体或不停运转的缝纫机一样，承受着某种极为单调、简单的行动，继而镜头不再是影像的捕获或造型装置，其并不提供任何原始经验外的分析性观点，甚至拒绝了“观察”——这涉及一种对于摄影机的寻回，一架非生产性、祛蒙太奇的机器，如同《工厂大门》前那一台，仅仅作为搬运者将一段无名的时间传送到我们面前。

而《方绣英》（2017）则意味着另一种“无名者”：你可以将她视为被剥夺了语言的生命，抑或对于丧失了生机的世界喋喋不休的谈论——她似乎成为了与“和凤鸣”相对的一名“演员”，沉默无语，却在光亮处精确地展示着生命的流逝，以至于观者难以面对如此鲜活的死亡。迪迪-于贝尔曼曾谈及王兵总是试图拍摄一个“单子”（Monad），其能够“凝结一种历史形构所有面向的张力”。方绣英式的单子即是生命的自然陨落过程中蔓延出的各种经验的集合，或以死亡的名义截留生者日常经验的装置——事实上，《方绣英》与《15小时》的发生地毗邻，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探望方绣英的亲友与制衣厂的工人有所交集或重合，他们在镜头外致命的贫乏中结伴前行。而某种意义上，此次展览即是王兵对于这个时代的贫乏与经验的冷静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