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柏然

尽管黄安澜在简介里介绍自己是艺术家，写作者，但在我心里顺序相反：她先是写作者，而且是文学意义上的那种写作。也不只是因为她出版过文集《殖民者之爱》，是她有一种文学上的感性，从纷杂世界里逐字句地精确出意义，压缩成一种不可回避的命运。举个例子来说：在影像《亲爱的速度》里，她回到老家广州一座废弃多年的主题乐园，摄影机对准斑驳的招牌，把“航天欢乐世界”讽刺地截作“天欢乐世”。

不过也不全是讽刺。应该说她的表达总是复杂的，比如天真包裹苦涩。不然“那会显得太简单了”，她说。我想起初读《殖民者之爱》时，脑里出现曾经偏爱的本雅明短篇，也许在我心里她和他是同类，有足够的知识可供检阅批判，但也十分相信文字。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都有袒露自我的天真和足够细腻的悲悯。也因此，虽然1996年生的黄安澜是生活在互联网上的Z世代或95后，但她身上轻盈又绝对的信念，我觉得比较接近文学的悖论。

严格说来，我不能确定黄安澜身上的悖论从何而来，但至少和个人经验有关。她说她的写作多数是纪实文学，写自己少女般外貌的（跨国）社会经历，惶惶不安的自问。在疫情后的破碎世界里，这样一位延迟着自身青春的新世代少女出现，诸如全球化、离散、女性和世代等议题都要铃声大作。无疑她的经历是作品的张力所在，但除了惊叹她给予我们的故事之外，我觉得向她表达感谢也是重要的。感谢她明明深谙文学技巧，可以从私人经验里扩展几可乱真的虚构故事，完美制造理想自我的分身“思明”，却还愿意做天真的人。

来自重音社的访谈：“如果她们（女孩们）在公众场合看到有人这么直接地细致描绘一些看起来非常细小的主题，或许能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吧”。对我来说：这大概是成长叙事里最珍贵的一种了。除了年轻的义愤填膺和成年的傲慢世故，还有一种纯粹的世界主义善意？甚至还要努力到己所能及的尽头才肯罢休？或者，让我再用一个例子表达感叹：究竟要保持怎样高强度的纯洁，她才能在了解文化理论对日本少女偶像的批判之后，还是放弃这套实证有效的道德语言，写下自己体验的爱、闪闪发光和梦想。我暗自揣想：也许还是因为文学，她一字一句重新肯定了自己，同时也无意之间，把很多我们会称作社会化历程但其实是早就遗忘的内心感触，都仔细地，第二次活过般地记下。也因此，由于她的努力，成长不只是一个人被迫放弃自己的独特性，也许这就是她引人共鸣的原因？在这意义上，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1990年代的中国南方：有漂洋过海来的打口碟和日本动漫。如果还是得谈得宏大一些，那我愿意这么想：当我今天重看一遍黄安澜（连同我自己）的成长年代，我才约略明白了那是东亚进入全球价值链的甜蜜时期。那段时间里的社会人心，确实相对拥有一些余裕。也因此，那时候的我们的童年青春，实际上是在消费社会里备受照料的对象，于概念上，也许要更接近欧美战后婴儿潮的青少年，被比较认真地看作独立的个体。当然，我们也能说这不过是全球化景观逐步传递罢了。毕竟，早在1980年代，黄安澜出生之前，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已经感受到了童年的消逝，长大后无处可去的后现代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就真的聚焦在黄安澜的童年青春上呢？或者如果我们只就属于东亚二战后的童年青春来思考，也许才有机会真的意识到自己磕磕绊绊的成长路程。从而，就不再只是一个背负时差，希望一夜长大的追赶者。仔细想来，一个追赶者是没有年龄的。这是我从她的作品里体会到的另一件微小但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