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杨 | 上地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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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东门杨

 

武晨羽毛球打得好。他说这和画画的手感有关:挑个网前小球,就像用笔画一条弧线,轨迹平滑、角度刁钻、落点准确。当然要达到李宗伟的水平,还没那么容易。

 

北京北五环箭亭桥往北,有个上地。慈禧死前,侍候她的太监苏德传说是这里的地主。武晨画里“上帝的孤儿”更像是那儿的孤儿。他展览标题集字中的古代皇帝活脱是一个个坐着地铁十三号线赶来的,赶来看武晨的新画。

展览中的画的确都是2020年的新作。从这一年走过来,自然能领会画家的笔意。瘟疫发的突然,还没来得及在惊恐中估量损失,世界已遽然改变,变得面目全非。仿佛从画中的一个点展开众多条线,直到波及整个画面,溢满后仍不停息地一层层叠加。一觉醒来,每个人必须重新规训自我,以适应变化中的生态与法则。无论呼唤还是咒骂,美好已化作回忆,自由亦成想象,全球化并非全球的造化,世界似乎在我们面前竖起一道道缓缓关闭的大门。幸好还有艺术家留下些许形象的记忆,或自我解嘲,或任人凭吊。

武晨说,在老家过完年,二月中回京,一路辗转,就像在看自己主演的灾难片。深灰色的天,空旷无人的站台,一言不发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穿着“太空服”几乎窒息的自己。朋友圈所有人都在谈论一个武汉医生,他脑中却盘旋着鼻子越长越长的匹诺曹。到了画室,他坐立不安,盯着一张即将完成的画作,久久不知所措。灾难面前,似乎艺术家的工作变得越发可疑。如果画面仅是好看的,仅在创作者可循的规则、可自证的思虑中运行,绘画这个行为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他拿起画笔,把画中正在照镜子的公主掀翻在地,暴力地压上一个说谎的木偶(《无题(每一年都是从冬天开始)》,2020)。这是展览画作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我们看到滞重的笔触,疑虑的目光,悼亡的仪式。好像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画家仿佛要与曾经的静好岁月决裂,决意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现场连环作案,且绝不手下留情。

就在他展览开幕前不久,我们几个约好去看苏东坡。这是疫情缓和后故宫的第一个大展,人满为患,至少提前一周预约。当天武晨没带身份证,好说歹说,愣是被拒之门外。如今想来,那个象征性的权力所在,那些画面中被嘲讽的孤儿,又如何让一个为所欲为的画家随便进出?处心积虑进宫,到底行刺未遂,武晨恹恹地说,“心里焦虑,还是回去看杨紫布展。”

 

乍一看,展厅被营造得明艳敞亮,引得年轻时髦的姑娘们里里外外拍照。但停步细观,又像有股萧煞之气在玩笑中漫延,而横梁上言此及彼的文字重压在白盒子的空间之上,让人隐隐感到某种不安。倒是隐藏在前台玻璃窗后的那张《无题(血溅鸳鸯楼)》(2019)真正点了题——整个空间里环绕的图像、连缀的片段,分明是肆意杀伐的现场。《水浒传》里写武松在张都监家一时快意,“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武晨也是拼了,憋了一口气,把一年来能说不能说的话一股脑儿埋进一帧帧画里。表面上看似一个个无稽的玩笑,画面满是流动的笔触、明快的色彩,走了形的卡通人物,卡通化的物件家什,一切让人忍俊不禁。有朋友开玩笑问,武晨怎么从“坏画”变成“素人”?画面没了以前惯用的结构和手法,乍看去倒像个一味卖傻的孩子。我则提醒他别被表象带偏。看看那些假扮的儿童画和撑门面的卡通面具背后,无论是撅屁股的蜡笔小新、自我分裂的匹诺曹,还是被白兔吞噬的黑色鬼魂,都有着无数面相与分身。再多看一会儿,画面中一些黑色的近乎死亡的气息会渐渐氤氲而出,弥散开去。武晨使劲儿咧着嘴,冲观众傻笑,就好像他画中的那个小丑(《XGJY(只需要美好的一天,最糟糕的人也能变成英雄)》,2019),嘴里塞进根香蕉,笑容被撑到极限,直至眼眶湿润,喉咙哽咽。艾青自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武晨掩埋掉诗人的回答,只让人们在他的假面舞会中嬉笑取乐。

过去的马戏团会编演一些危险刺激的杂技吸引观众,比如空中飞人。演员一次次铤而走险,就难免出错。一旦失手,便会从十几米的高空跌落,伴着观众的尖叫,人落到场地中央动弹不得。整个剧场随之陷入一片死寂,大人能做的就是去捂孩子的眼睛。这时剧团主管会朝后台大喊:“小丑上来!”小丑歪歪扭扭地跑上舞台,插科打诨,搞笑逗乐,就为得有人能趁乱将伤者抬下去,就为得演出可以看似如常地继续。有首经典的爵士歌曲《小丑上来》(Send in the Clowns)唱的就是跌落演员的内心独白:“难道这一切不够精彩?我们不是搭档吗?怎么我跌落到地上,你还在空中飘荡。请快让小丑上来。”画面里,那小丑似乎是武晨扮的。

 

展览开幕在万圣节,洋人的清明,不是初春,而是深秋。必须学会遗忘的人们,扮作牛鬼蛇神上街,虚张生事。倒是四壁洁白的魔金石展厅像个真正的巫傩现场,门框窗框粉成彩色,好似某种神秘的仪式,梁上的标题大字如一道道语焉不详的符咒。画家成了祭司,信手抓取,画廊内的一切犹如玻璃窗外快速降临的浓重黑夜的一部分。希腊神话中俄耳浦斯从冥界带回的爱人欧律狄刻,我们在黑夜中看不见她,只有被艺术家改头换面,经过重重转喻,她才能艰难地复现在光线之中。俄耳浦斯必须背对欧律狄刻,才能将她带出冥府,只有放弃直视,才能赋她予形式、状貌和实在。进门的那张《三角形,圆形,方形和卡斯伯》(2019)中,透明的鬼魂相互勾连簇拥在画室,挤着颜料,掐着画笔,拾起调色盘,忙作一团。《鬼马小精灵》中的卡斯伯,正努力让自己显身。不知道是它们借助了画家,还是画家借助于它们。绘画本身好似一种招魂术,借尸还魂的并非画家自己,而是那些欲言又止,难以说清道明的东西。画家笃信这种仪式,相信阿尔贝蒂在《论绘画》中所言,“一种神性的力量,它不仅能将缺席者呈现在眼前,而且给人以起死回生的神奇”。展览中那些再熟悉不过的卡通形象、日常中的纸笔画具,逐个被幽灵附体,置于炫目的舞台,自编自演着奇幻的故事。

法国诗人普雷维尔1946年重临被战火摧毁的布雷斯特海港时写过一首诗《芭芭拉》(Barbara)。大战刚刚结束,面对硝烟未尽的废墟,情人试着回忆并不久远的过去,却再也无法跨越内心的断壁残垣。“还记得吗?芭芭拉 / 从前布雷斯特这种日子总是阴雨绵绵 / 你笑着走在雨中 / 湿漉漉却满心欢喜……现在也下着雨 / 一切尽毁,再不复往昔 / 像一首不绝的悼亡曲……”武晨模仿弗里达·卡罗画了一组静物西瓜(《无题(西山行旅图)》,2020)。那是弗里达病逝前的最后一张画,回望鲜红的青春和丰沛的过往,她签上“生命万岁(Viva la Vida)”。武晨的画里,生命开始溃散。女画家的命题被拆解,以《溪山行旅图》的结构重新修订。西瓜被拟人化为一个个冷嘲热讽的面孔,箴言也被模糊地反写在画布底端。仿佛死亡面前一切都不值一提,天地广大,逝者如斯,转念间我们已置身于荒芜。

 

武晨把画展结束日定在“圣诞节”,展览的压轴戏则是“最后的晚餐”(《所以,孤独的上帝只能当上帝的孤儿》(2020),展览以此画命名),既是新生也是殉难。颜料桌几乎被掀翻,七荤八素混作一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隐约显现出一张铺展开的世界地图。好像从这张画作“完成的时间”开始,世界便再也拖拽不住,一波一波地陷入混乱。大家排排座,围坐国际艺术大会的圆桌,彼此不再讲究什么政治正确、外交礼仪,桌面上横眉竖眼、你来我往,虽然摊着手,也不妨碍使绊子、放狠话和骂街。似乎吃完这一顿,世界便分崩离析,不管你愿不愿意,反正脸已撕破,一拍两散。喜欢做梦的,还可以继续吸“黄金叶”(《健康,请勿,有害,吸烟,尽早,公司》,2020),因为那依旧是中国烟民的核心价值。

 

距离第二次个展已将近三年,那些“上天堂的坏人”,这次都成了孤家寡人,易装的玩偶。“坏人也能上天堂”系列,与武晨的第一个个展“马蒂斯的裙摆”之间遥相呼应,而2020年的这一批画,似乎除了一些浅表的线索之外,很难找到他之前创作的轨迹和延续。无论绘画的材料和技法、造型方式、构图的视角,还是叙事的层次,都有着明显的断裂。在这批画中他更看重一种情绪表达的准确实现,透过堆积的质料,叠加的色彩,看似滑稽简单的样貌却充满创痛的笔触与痕迹。武晨选择了一条与以往不相同的路径,一条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的路径。画家试图在诙谐荒诞的表面之下,隐藏好自己的焦虑、恐惧,隐藏好所有人的焦虑、恐惧。看得出,他放下了从前相对便捷的方法,如今繁复的涂抹、勾勒、设计,消解了之前画面中的程式。他舍近求远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武晨的新画让我们看到一个艺术家以他的方式真实地面对自己和身处的世界,像米歇尔·莱里斯在《成人之年》中说的,“让稿纸(画布)在每一次火焰之笔碰触下起皱和燃烧”。尽管武晨把这真实掩藏在可笑得有些幼稚的外衣之下,如同他自己说的,“终将老去,即便你是卡通人物”。海绵宝宝也不得不穿上高腰裤,做个上地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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