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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介鸣的《格物》系列创作始于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全球社会运转的停摆，使人们的生活回到了最为隔绝的个体处境，这也是全人类所共同经历的最为典型的一次“例外状态”。这一特殊语境给了胡介鸣回到日常的契机：居家隔离让他卸下了包袱，能够专注于身边的事物，有机会去面对一种阔别已久的纯粹日常。平静、慢速的生活节奏减轻了人的精神负荷，人对时间的感受被拉长，人与物的关系更为亲密，生活也被还原地更为轻质和简单。缓慢而封闭的异常环境激发了胡介鸣去辨识这种新日常。随着驻足、注视，以及不同时间的光照变化，以往被忽略的空间和熟悉物品给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受。它们仿佛产生了有别于常理的形式力度，这促使了胡介鸣开始对日常进行了一次“格物致知”的探索。《格物》反观了人与物之间稳定而脆弱、矛盾却共生的关系。而那些异常与日常，未必被生活其间的人所意识到。

《格物》系列源自于疫情所带来的特殊体验，也使它有别于胡介鸣过往艺术实践的关注与方法。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胡介鸣就不断地对数字媒体、录像艺术进行探索，尤其是对媒介与技术、生理与心理、个人记忆与社会处境进行批判性表达，使他成为了中国以数字媒体和技术来进行当代艺术创作的代表性艺术家。而《格物》系列不仅在创作和日常关系上有别于其过往的思考方式：“它给了我一个不同以往的追寻目标，即在创作过程中除去谋求各种设想和表现方式的努力之外，最终想要得到什么。”同时，其表现方式上呈现出了一种“低技术”的特质：“我越来越意识到在艺术创作中过多追求技术是危险的……随着科技的进步， 在艺术创作上我们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做的是什么性质的事情。我这几年在表现方式上倾向于‘低技术’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选择，这和意识中的那些因素有一定的关联。”

《格物》系列的主体对象是“物”。如何在看似轻质日常、微不足道的信息中提取形式、增强感受，其创作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作品中所拍摄的物是被凝视的物，也是一种作为主体形式的存在。当我们长时间地与物共处，它就不再只是静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变化，而被光影与凝视附上了情感的知觉。从在房间内的游走、环视，转变为了驻足、凝视，胡介鸣尝试用镜头拍下这一微妙时刻的感知——一种来自于日常的异常。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与物的距离和感受，去还原凝视现场的稳定和真实感，因此胡介鸣在拍摄时使用了大光圈、50定焦和全手动拍摄，有意地对拍摄方式进行了限制。

第二阶段则是对这些已被文本化的物进行“二次注视”。在拍摄完成后，胡介鸣在图像处理软件中对这些图像进行了再次创作，以图像的平面化、色彩的纯化来对日常进行提炼。胡介鸣在处理方法选择了一种“提纯”的减法，原有画面中的“干扰”与“杂音”被去除。通过色彩光谱的分离，突出了画面中某种的色相，使图像标签化、形式符号化，目的是为了重新唤醒拍摄过程中凝视时刻的知觉体验。同时，这也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视觉处理方法。它使最终作品尽可能地呈现出物质主体形式本身的特质，色彩和图像的形式化表达使日常的画面极具暴力感。它所带来的视觉感受不是我们既定认知中代表着日常的轻盈，相反恰恰是那些在日常中常常被遮蔽、未被发觉的情感涌动和生命力。

尽管《格物》的母题是日常，而“形式”统领了整个“格物”的历程。在创作过程中胡介鸣尽可能地去除事物本质的认知压力和附加的社会意义，转而去强化一种更为普遍的共通感知经验。同时，他以形式化的方法和表达，再次提取事物的自身要素，进而构成新的主观认知。 他以简单的方式去呈现事物最简单的一面。

对胡介鸣而言，《格物》所追问的是艺术创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选择了区别过往的、反预设的创作方式，不以创作语言、观念、立场和方式先行，而是去探究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力量和不可知。它以一种去伪存真的方式，“格物”回到了艺术与日常最初的关系中，“致知”将外界附加的表达与意义让渡给感知，让认知在新日常中自然生成。新冠疫情爆发这一特殊时期的语境是《格物》系列创作的起点，同时它已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持续进行的艺术项目。胡介鸣的《格物》试图重新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敏感，这正是我们在摆脱社会运行机制、回归日常时最为本真的收获。而这一经验也已然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新常态的一部分。